作者：张善存
常言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其实呢，那些真正的行家里手，各领域中名符其实的大师们，举手投足之间，都有其非凡不俗的一面，何况在他们当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古代的风流才子就不说了，单听一听民国大师们流传下来的那些上课开场白——有的幽默风趣，有的是精心巧妙，有的则随意率性，有的一举手一投足便有别样神韵风采——就不能不赞叹他们别具一格的学问功底和人格魅力。
比如说——
谦虚又自负的梁启超。“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一开口就是这句话，话音未落，学生议论纷起。接着，他稍微一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看着天花板，又不紧不慢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两句不仅隔着一二分钟，先极为谦虚，后又极自负，而且用了先抑后扬的调子，很能引起学生的注意力。
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梁启超的另一句名言是：“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也可以说是最后留言。那是1929年，梁启超身体状况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多休息时，梁启超对学生说的。谁知不久便不治而逝，而这句话对弟子及后人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率性又自知的沈从文。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曾这样评价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写作老师沈从文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如果不会“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大概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因为他的授课技巧很一般，学生听了只会觉得枯燥无味。
对此他倒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他这么谦虚地一说，又这么宽容，能体谅人，学生也不好意思不听讲了，反倒赢得满堂彩。
与他的课恰恰相反，沈从文的小说写得相当好，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力，还差一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他这样一位大作家，我们该说文如其人呢，还是课如其人？
追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陈寅恪。每次讲课，陈寅恪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新奇而又有点自负，可谓之“三不讲”教授。自负要有自负的资本，陈寅恪的学问之大，举世罕匹，在中山大学执教时，每上课，校内教授来旁听的常常多于学生，因此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当之无愧。
因为陈寅恪是把学问当作毕生事业来做的。他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我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后来又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如此掷地有声的金玉之言，当令后世假道学辈无地自容。
风趣而有内涵的一派“胡言”。这里的胡言不是胡说、胡扯，而是取其特指意，故而加引号。一是启功先生，平时爱开玩笑，课上也不例外，他上课的第一句话常常这样介绍：“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这个幽默的开场白，自然引来一片哄堂大笑。
另一个是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是启功先生的老本家。他上课开场白往往是：“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不愧是“本家”，二人异曲同工，在看似轻松幽默的玩笑中，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已被介绍出来，巧妙而贴切。
所谓大师，应是有大学问、高品格、真性情的代名词，为人处事上大有魏晋人物的神采，却绝无名士风流所谓的颓废消极之态。古人云：是真名士自风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时移世易，今天我们身边已经找不到那样的人物了，所以只能设立各类名目，一茬茬评选，也是社会发展使然，只要公平公正，选出来的人物名副其实，也无可厚非。
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对于教育工作者，被学生亲而信，才是最大的成功。而在其职业生涯中，缺乏个性是很难有成就感的。因为个性即魅力，独特的魅力本身就是吸引力，若想成为一个时代的优秀人物，我想，既有渊博学识，又见秉性风格，应该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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