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师-百家乐凯发k8

作者：彭庆龙

我们读中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打一份白菜萝卜才不过五分钱，就这样我们还经常“弹尽粮绝”。每当困顿之时，我们的陈老师就会悄悄地给我们十块钱。当时的十块钱够吃一两个星期。我们的父母也很少一次给这么多。我们许多同学都享受过他的接济，并且他还不让我们还钱。

陈老师当时五十多岁，他一生未娶。有时我们问他：老师，你为什么不结婚？他大都轻描淡写地说：大人的事，小孩子别问。

有一次下大雪，好多学生周末没能回家，我们又拥到他屋里吃饭。那天晚上很冷，但他的小屋充满温馨和热闹——猪肉炖粉条冒着热腾腾的香气。

那天，陈老师还喝了点革命的小酒，脸上放着红光。当有个调皮的同学又问起他结婚的事情时，他这次没有推脱。他说自己年轻时有个女友，如何如何漂亮，是他上学时的音乐委员。她唱起歌来像百灵鸟一样迷人。他们默默相爱了几年，后来准备结婚了。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他毅然参加了志愿军。

战争结束，老师凯旋。女友却已远嫁他乡。打探原因，是女友从报上看到陈老师已经光荣牺牲。然而牺牲的竟是和老师同名的另一位战士。

我们说那位同名的烈士耽误了老师一生的幸福。老师说他比那位烈士幸福多了，因为他还活着，他能活着回家。

那天老师拿出女友手绣的洁白手帕，还有一块金光闪闪的抗美援朝纪念章。他还深情地唱了一首苏联的老情歌。后来，当有人问老师为什么不再找个对象时，他就不说了，只回了一句：小孩子家问这么多干什么？

在我们的眼里，老师帅气又干练。他性格乐观，爱好广泛，喜欢唱歌，坚持晨练，还拉得一手优美的手风琴，女人缘一定不差，不该一辈子不结婚的。

后来我们毕业，不久老师也退休了，就住在小镇上。

他的晚年很充实。养养花，唱唱歌，打打长拳。还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我们同学经常去他家一块聊天。

有一年，老师还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是我们的学习委员孙爱国接去的。听说爱国叫了几次，都被他推脱。最后这次是孙爱国接母亲去北京，彻底搬家了，以后很难回来，所以非要带老师去住段时间。

孙爱国是我们那届最有出息的一个。但上学时家境贫寒。他父亲外出干活出了车祸，肇事车辆还跑了。当时他辍学了一个星期，不准备上了，打算挣钱帮助母亲，照顾弟妹。一个星期后，陈老师再也受不了。他跑到爱国家好几趟，接着孙爱国就回校学习了，并且更加努力。后来才知道陈老师包了他以后的学费，生活上也让他再无后顾之忧。我们都说孙爱国是陈老师的干儿。但事实上的确不是。因为孙爱国一生都恭敬地称他老师。他只说陈老师像他的父亲一样。

再后来孙爱国考上军校，在部队又格外努力，那时已经提到了部队校级军官。

陈老师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故宫八达岭等古迹游历了一遍，白天军车带他游览，晚上就住在部队招待所。之后陈老师非要回来，孙爱国再三挽留不住，只好用军车把他送回，陈老师说他享受的是军官家属的探亲待遇。

以后我们许多同学一到镇上，就经常到陈老师家转转，陪他说会话。我们都很乐意见他。因为一见到他，我们仿佛又成了快乐的少年。

陈老师八十五岁那年，身体开始不太好。好像一下子老了很多。虽然仍是头脑清晰，但脚步显得沉重，手脚不再利落。接着查出了肺病。

他一生未娶，无儿无女，也没有近亲。我们好几届的同学便组织起来，轮流在医院陪护他。我们很乐意做这事，在医院既能照顾老师，又能同学间一块叙旧，一块回忆过去的时光。

那年的清明节，我和几个同学在医院陪着陈老师。我们轻松地说笑，不知谁说起清明上坟的事，我们说：老师，我们都是您的孩子，您百年后，我们就给您上坟，给您送花。

那一刻我发现老师眼角湿润，接着他微笑着说：我是唯物主义者，不喜欢别人给我上坟。我们还商议，老师百年后给他立块碑，他更是极力反对。他说我们普通百姓，立块碑干什么。直到让我们保证不立碑不上坟，他才满意地改了话题。

我们在医院轮流伺候老师三个多月。主治医生是我们的同学，如果需要病人家属签字时，就由我们看护的同学签上。住院期间，孙爱国从北京来过一次。端午节，老师还吃了个粽子，之后没过三天，老师就走了。

我们在殡仪馆给老师举行了告别仪式。那天孙爱国没能来，他让人带来一篇悼文，并以个人的名义单送了一个花圈。我们把老师的定情手帕和那枚抗美援朝纪念章放进了骨灰盒。

我们没有完全按老师的嘱咐去安排后事，最终还是给老师立了块石碑。

碑文是这样写的：我们敬爱的老师——陈可风先生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