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往事-百家乐凯发k8

作者：秦献春

我刚记事的时候，家中就有了一辆自行车，人们都称它为“洋车子”，我喜欢抚摸车子前面那个五颜六色的小铁牌，上学后才知道那个用“永久”二字设计成的图案是车子的商标。常有邻居过来借车子骑，每当听着一大堆借车的理由和还车时的感谢话，我心中都会生出一丝自豪感。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自行车无疑是稀罕值钱的大物件，常常看见父亲空闲时蹲下来清理车圈上的泥土，还会定期更换刹车片以及裹缠在车把、大杠上的塑料保护纸。担心风刮雨淋也是为了防盗贼，晚间都会把自行车搬到堂屋过夜，这车子俨然成为了家中金贵的一员，在一盏十几瓦的黯淡的灯泡照耀下，它和它的影子使得本来就很狭窄的屋子更加拥挤。

按照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是不配拥有自行车的，能有，应该与父亲常去上海有关。我小的时候，家中只有父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我的老奶奶、奶奶和弟妹们一大家人开销并不少。远在上海的家人、亲戚体谅老家的处境，千方百计帮衬我们，每年都会人托人搞几张紧俏的自行车券，于是父亲赶过去，拿着印有“凤凰”“永久”记号的专用券，一大早排队去买自行车，然后发回滕县火车站。每当在铁路西货场里看到包缠严实、完好无损的新车时，父亲都会长出一口气，露出少有的笑容，车子卖掉后得到的差价，能让家中拮据的生活得到一些缓解。

自行车不仅缓解过全家人的经济窘况，也维系过我的生命。那是一个深秋，刚上小学的我患了肝炎，父亲骑车驮着我前往十几公里之外的北秦庄求医治病，乡间的砂土路坑坑洼洼，我担心颠簸会掉下来，双手紧紧地抱着、抓着，父亲则不时地回望，嘱咐我坐稳抓好，并安抚说“没事的，快到了”。返回时车把上多了三包中草药，遇到几段上坡的路，父亲吃力地蹬着踏板，车链条发出咯咯的声响，途中总要找一些合适的地方歇歇脚。一个月里，这辆不知疲倦的自行车载着父亲和我，沿着这条连接两个村庄的道路艰难地跑了好几个来回。每当看到父亲气喘吁吁的样子，我都萌生出学骑自行车的强烈欲望，不想让父亲一个人受累。

初中毕业后，我终于能独自驾驭一辆自行车了。接下来是读高中、上中专，但骑车的机会并不多，原因很简单，那时候不可能有供自己上学用的自行车。然而就是这段日子，一些有关自行车的生活片段让我铭记于心，难以忘怀。

高考失利后，父亲托人让我去县城复读了一年。我借住在马号西街靠近水塔的三姑奶奶家，距离三十一中约有三四公里的路，就是在抵近学校的一段水沟夹成的必经之道上，我无数次感受到了没有自行车的卑微。那些骑车上学的“非农业”，不乏调皮捣蛋者，他们成群结队拨动着车铃，喜欢把行走的女生以及我们这些看上去很土气的农村同学挤到道路的最边沿。为了躲闪他们，我的右脚有时不得不暂时悬空着，他们回望时却是一脸狡黠的表情。我把路上受到的屈辱归咎于自行车，无论如何也要骑上自行车的强烈愿望，连同对三姑奶奶一家人厚爱支持所产生的感恩情愫，凝成了加倍刻苦学习的动力。全校近千名毕业生当年仅有九人被大中专学校录取，我和一起借住复读的秦照晖同学都在这个榜单中。很久以后，在与几位“非农业”同学聚会时，我笑谈当年的青春“恶作剧”和自己的窘态，但他们谁也不愿认领，大多讪讪而笑，说不记得有这种事情了。

1981年9月，我和同村好友孙士泉跨入了坐落在刘村梨园的枣庄工业学校，那年我们才十七八岁，都是第一次长时间离家，于是商定元旦前骑车回去一趟。那是一个寒冷的星期六，车子向着东郭镇方向飞奔，“飞奔”只是那时的心情，一不用力车子就慢了下来。骑行至八一矿区通往官桥镇的一个路口时，看见一个羊肉汤摊点，又累又冷的我俩停了下来，一人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外加两个大烧饼，暖和了身子，更是增添了脚下的力量。一路上归心似箭、车行如飞，像归巢的鸟儿，忘却了全身的疲惫，沿途五镇的二十多个村庄纷纷被抛在了车子后面，连续骑行三十九公里的记录至今未被打破。三年后我们如期毕业，相约同一天报到上班。孙士泉同学分配到了国营县印刷厂，很快就在繁华的百货大楼附近看到了，接着去城西寻找我的单位——倒闭的轧钢厂原址上的县轻工机械厂。我俩轻松地骑着、快乐地聊着，沉浸在走向工作岗位后的无限遐想里，脚踏板显得格外轻便，欢声笑语洒满了长长的荆河路。在后来漫长的交往中，常说起这两次不同寻常的骑车经历，那是我们梦想启航、携手奔赴的青春记忆。前几天他又提及骑车回老家时的一个“约定”：他到家后，发现借骑李广洋同学的自行车坏了一个踏板，虽然推到东邻居三老爷家修理好了，依然很害怕，第二天返回时，我们约定共同保守住这个秘密，打死也不说。远在澳洲的李广洋今年打来电话拜年，也聊起昔日时光，我差一点道出了这个跨世纪的“脚踏板秘密”。

去工厂报到时，我骑的那辆带链盒子的26寸长征牌自行车，是父亲带着我在铁路西侧的旧市场上挑选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人们聚集的地方总能看见成堆的各式各样的自行车，这也催生了许多摆摊修车的、戴上袖章看车的、有贼心也有贼胆偷车的。这辆七成新自行车伴随我五六年之久，让我的工余时间充实起来：通往乡下老家的路上有它车轮滚滚的印迹，爱人教书的乡下中学门旁它会陪我耐心等待，厂职工运动会上慢骑时它与我一起获得了好名次。随着经济条件好转、几次搬家变动，我和爱人的自行车也有过多次换新。我的那辆三枪牌自行车是在府前南区被人撬开的储藏室里消失的，庆幸儿子的“捷安特”还在，因为它与笨重的摩托车牢牢锁在了一起，小偷没有了招数。

从此之后，我没再为自己买过自行车。单位还在安乐街的时候，我坚持步行上下班，之后的几个单位都在北辛路上的政务中心，一开始有公车接送，车改后拥有了自家的小轿车，有时也乘坐公交车或者骑电动自行车。就这样，伴随我出行多年的那些自行车，在我的生活中知趣地消失了，而我丝毫没有觉察到对它们的冷落，也从未想过这些车子在新主人家的处境抑或衰老退役后的归宿。

当年我是多么渴望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啊，哪怕是一辆锈迹斑斑的二手车，也能解放我的双脚，让我风风光光地骑行在求学的路上，从此不再编织借车的理由。毫不矫情地说，没有任何物品能像自行车这般见证了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假若自行车是有情感的，它是否早早地发觉了将要被抛弃的下场，疑惑这世间还有它曾经的主人，为什么背叛初心而攀附上了更为省力省时的交通工具？假若自行车能开口说话，它会不会质问曾经的主人，有多久没有去看望当年寄宿求学时的亲戚了，从小学算起还能清晰记得多少位老师的名字与模样？扪心自问，我难以向自行车作答！

让我惊讶的是，这种冷落也出现在了农村，自行车竟然成了乡亲们的“弃儿”。今年春节后去乡下走亲戚，停车一时成了难题，旁边一位村民告诉我：“这些年村子里小轿车多了，电动车更是家家有，没几个人骑自行车了。”这个令人欣喜继而唏嘘的现实，让我重拾对自行车的偏爱：那些车轮滚过的地方都是生命中不可偏离的轨迹，那些镀光斑驳链条断裂的车架子曾经无悔重负一往无前！旧日时光，渐行渐远。一个个曾经不可或缺的物件，一次次富有特殊意义的骑行，一串串行将忘却的线索片段，需要铭记，也需要唤醒，同样需要传承。“人都是物品的依恋者”，人与物互相成就、互相温暖，我们的心灵和情感认知或多或少地糅入了熟悉的物质之中。我常常为陈年旧物感怀，即便写下来让自己在文字里反刍，也是一种独特的寄托，足以令我莫名地兴奋一阵子。

比我大几个月的苏童在《南方是什么》一文中写道：“所有借助于回忆的描述并不可靠，可靠的东西存在于现实之中。”我理解他的这个高论有自我解嘲、自我开脱之嫌，不然的话，他怎么能靠着对年少时生活过的那条狭窄破旧小街的回忆而创作丰厚，进而两次斩获鲁迅文学奖？他把小时候与自行车的亲密关系写成《自行车之歌》，还十分得意地列为一本书的开卷之篇，如此用心的少儿叙事难道也不可靠？我深信自己力求还原自行车点滴往事的虔诚与努力，也毫不忌讳在所有旧物件中尤为钟爱自行车的情感描述，而这与它在那个年代“三转一响”中的位置无关。

还是回到现实中吧。年逾八旬的老父亲还经常回乡下老家小住几天，平整硬化了的村路上依然能看到他骑车的身影；我固执地保存着三十二年前儿子骑行过的已见锈迹的小童车，接下来打算为小孙女购买适合她这个时代和年龄段的儿童车……这一切，都在续写着自行车的故事，未来将成为子孙后辈们深情而美好的回忆。